《史记》“赞曰”与《汉书》体例：史论传统的流变

简要介绍

在研读中国古典史学著作时，“赞曰”是《史记》中极具辨识度的文体标志。它通常出现在本纪、世家、列传等篇章的末尾，是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表达个人见解、抒发感慨或进行道德评判的史论部分。然而，当目光转向班固所著的《汉书》时，读者会发现“赞曰”一词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太史公曰”。这一现象并非简单的文字更替，而是反映了汉代史学体例从司马迁到班固的传承与变革，也是理解两部巨著差异的关键切入点。

核心知识点

1. “赞曰”的文体定义
在《史记》中，篇末的议论并非都称为“赞曰”。司马针对不同人物（如项羽、伍子胥等）多使用“太史公曰”；而针对某些特定群体或具有总结性质的人物（如陈涉世家、张释之传等），则使用“赞曰”。这里“赞”更接近于“赞美”或“评价”之意，有时带有强烈的惋惜、推崇或批判色彩。它是司马迁“成一家之言”的重要载体，通过简短的几十字至百余字，浓缩了史家对人物命运的深沉思考。

2. 《汉书》中的术语演变
班固在撰写《汉书》时，继承并改造了司马迁的体例。他在绝大多数篇末直接沿用了“太史公曰”这一称谓，即便这些段落是由班固自己撰写，而非司马迁所言。这体现了一种“述而不作”的谦逊态度，表示对前代史官权威的尊重。至于《史记》中原本作为“赞曰”的部分，在《汉书》中大多被改写为“赞”，并置于相关传记之后，但不再频繁使用“赞曰”这一固定句式作为引导词，而是融入了正文或改为独立的“赞”段。

3. 功能与风格的差异
《史记》的“赞曰”往往情感浓烈，带有强烈的文学性和个人主义色彩，如“余读孔氏书……想见其为人”。相比之下，《汉书》中的史论（主要体现为沿用“太史公曰”的部分及新增的“赞”）风格趋于冷静、客观，更符合东汉儒家正统观念，旨在确立道德楷模和政治规范，文学性的宣泄相对减少。

与书中内容的关联

若以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为例，篇末司马迁写道：“太史公曰：……虽亡，使陈涉足称王侯。”而在《汉书·陈涉传》中，班固删除了这段带有强烈个人同情色彩的“太史公曰”，转而增加了一段独立的“赞曰”，内容侧重于评价陈涉在大义下的历史地位，语气更为官方和客观。

这种对比揭示了从西汉到东汉史学观念的转变：司马迁通过“赞曰”寄托个人的悲剧意识与历史反思；而班固在《汉书》中通过调整史论形式，强化了史书的官方权威性与教化功能。因此，寻找“赞曰”在《汉书》中的踪迹，实际上是寻找从“个体史家”向“国家史官”过渡的痕迹。对于研究中国史学演变而言，辨析这两个术语在不同典籍中的运用，是把握汉代表论风格差异的重要钥匙。